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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水

更新时间:2016-07-29 14:47:30点击次数:12317次

美国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任系统分析师  陈强


“时光如水,岁月如歌。。。”

这是我上大学时在同学聚会上发言时常用的开场白,是故作深沉,调侃用的。可是现在念叨起这句话,调侃的感觉没了,沧桑的感觉却有了。是啊,一转眼,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大学毕业已经十几年了。如果从我离开父母亲,离开生我养我的地方--齐齐哈尔,跨进南开大学的门槛那一年算起,已经快二十年了。美国人常说:Time flies。大意是“时间会飞。”看来,东西方在文化上,也是可以互通的。

我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下辖的依安县,这里,除了冬天冷得要命,父老乡亲憨厚实在得要命以外,乏善可陈。可是在我考上大学之前,人生的第一个十八年里,这个边陲小城,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我的一言一行,甚至是我外貌特征,都深深地留下了故乡的印记。连我爱人都说,我讲的英文也带着东北味儿。我在这里度过了最快乐的童年时光,青涩的少年时光。爬墙上树,调皮捣蛋,我是出了名的淘气包,街坊邻居送了我一个外号:混世魔王。经常是,我前脚调皮闯祸,我爸妈后脚给人家赔礼道歉。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我考上了大学。我时常想,爸妈在目送我踏上开往天津的列车时,心里除了舍不得,也松了口气吧。

南开大学是我人生的新起点,在这里,我才意识到,外面的世界,真的很大。

在家乡的时候,凭着一点小聪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以我们县理科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南开大学金融学系国际金融专业。国际金融专业是当时最热门的专业之一,可以想象,我刚拿到南开的录取通知书时的那份飘飘然的感觉。然而,好景不长,大学的第一堂英文课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原因很简单:全英文授课!

我坐在那里,呆若木鸡;或者用东北家乡话来说就是,鸭子听雷。那些沿海发达地区还有内陆大城市来的同学,看起来都已经进入角色, 与讲师互动频繁;我们几个英语教育欠发达地区来的同学明显是在云里雾里,该笑的时候不知道笑,不该笑的时候傻笑。原来初中到高中六年英语课,我学的都是哑巴英语,聋子英语。讲师显然了解英语教育的地区差异,也并不想让部分同学的自尊心受挫,所以也就没有安排自我介绍一类的英文发言的时间。我能很确定的是,所有英语教育欠发达地区来的同学,都像我一样,因为不用开口讲话而发自内心地谢天谢地谢老师。

第一堂英文课算是熬过去了,可是还有四年的英文课要上呢!绝大多数院系都只要求学生在毕业前英文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而我们国际金融专业要过六级,而且有专门的口语课,必须达标,四年级还要必选一门第二外语。我这英语“鸭子”看来要有很多的“雷”要听。。。

第一学期大概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英文考试,是要决定英文“快”,慢”班。快班学时少,但内容更难,而且会较早接触到高阶内容;慢班学时多,很多时间是在补基础。虽然英文“快”,慢”班制度后来最终被取消,但对于我们当时面对考试的学生来说,有一种背水一战的感觉。我当时非常不想被分到慢班,原因有二:一,我认为自己的英文读写的水平尚可,慢班用在补基础的学时是一种浪费;二,是更重要的面子问题,慢班的“慢”字实在让我无法承受。万幸的是,“快”,慢”班考试不考口语;不幸的是,听力占总分的20%。仅仅不到半学期的时间,想提高听力真是难于上青天。但好在听力部分都是单选题,仅仅依靠勉强听懂的部分,也往往能在四个选项中找出最可能正确的答案。就这样,凭着文法与读写部分的高分,和没有被放弃的听力部分,再加上一点好运气,我居然被分到了快班。

快班的节奏非常快,压力自然也非常高。讲师认为能进到快班的,英文基础自然不成问题,所以涉及到语言本身的内容都是忽略而过,讲话也非常快,课后的阅读作业也非常多,而且都是欧美原版的报刊文章,下次上课还要概述文章的摘要和自己的心得体会。毫不夸张地说,第一学期的英文课,我读到的英文内容,比我在初中到高中六年里读到的英文加起来都多。为了提高口语和听力,除了我们本专业的口语和听力课,我还到国贸系的口语课旁听。国贸系是少数由外籍教师讲授口语的系,由于是稀缺资源,国贸系的学生自然会对外系来旁听的不会很感冒。起初的几个旁听的都因为承受不了国贸系的学生冷冰冰的目光,主动退出了,我是硕果仅存的几个之一。有一次上课前,我刚坐下,抬头看见黑板上赫然几个英文大字:This class i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only. “本课只对国贸系开放”。我没理会,因为我想:大学是自由开放的,允许旁听与否应由任课的教师来决定。那位美国来的英文老师一进教室,看到几个大字,先是怔了一下,然后马上就把字擦了。紧接着,马上开始上课,只字未提那几个字的事。从那以后,在没有学生对我的旁听提出异议,我甚至还是课堂上最活跃的学生之一。两年下来,不但我的听力和口语水平突飞猛进,我还和那位老师,甚至和几个国贸的学生,成了好朋友。

对于国际金融专业来说,英文当然是最重要的一门课之一,但绝不是全部。经济学,金融学,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都是国际金融专业的核心课程。我在大学时,改革开放不过十几年,西方的经济学,金融学理论在当时中国的高等院校里面都是年轻的院系。南开大学的国际金融专业是全国第一个国际金融专业,几位著名的教授都是全国第一代接触国际金融理论的学者,而我们则是第一代接受国际金融正规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大学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地方,这个“高等”,不仅是指知识的内容和难度,也是指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大学也是开眼界的地方,尤其是对于我这样的从边疆地区出来的。在上大学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里,家所在的这个边陲小城,就是我能想象的整个世界。而来到天津,我的世界忽然扩大了成百上千倍。而从大学里接触到的知识,理论的,实践的;还有接触到的人,中国的,外国的,都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这个世界如此之大,连天津这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都显得微不足道。我渐渐的有了一种想出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冲动。

但是对于我这个一穷二白的大学生来说,出国继续深造,是最好,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美国,这个西方世界的头号强国,是我的首要目标。第一,美国是一个大国,是西方的代表,既然我是想“看”外面的世界,美国的吸引力无出其右;第二,也是最现实的原因,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奖学金的给与比较慷慨。对于我当时的收入水平,美国的学费与生活费无异于天文数字,自费留学对于我无异于天方夜谭。

于是,大学毕业后的头两年,我白天工作,晚上继续伏案工作。一是要准备托福和GRE考试,另外要对美国的大学做一下研究,以便确定自己想申请的学校。最后,我收到了美国三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的入学邀请,我最终选择了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的经济学专业。其实,三所学校的排名很接近,促使我选择罗格斯(Rutgers)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罗格斯(Rutgers)的主校园距离纽约曼哈顿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而曼哈顿的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对我有一种胜地般的吸引力。作为题外话,2001年9月11日,世贸双塔上冒出来的滚滚浓烟,在罗格斯(Rutgers)校园就可以看到。

2001年8月底的一天,我登上了由北京飞往纽约的飞机。平生第一次坐飞机,飞的竟然是世界上最长的几条航线之一。面对着那个等待着我的完全未知的世界,14个小时的飞行中,我几乎一刻也没有合眼休息过。

初到美国,我感受到的震撼是全方位的。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欧洲移民在北美大陆开疆拓土不过500年而以,美国建国也不过区区200多年,与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历史相比,不过是襁褓里的婴儿。然而来到北美大陆的早期欧洲移民,对教育却是如此的重视,以至于美国现在的相当一部分世界级的名校,都是在美国建国以前就存在了。罗格斯(Rutgers)大学,由来自荷兰的移民于1766年建成,比美国建国还早10年。罗格斯(Rutgers)大学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一起是美国最早的10所大学之一。

刚到美国时,我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给学生上课,而不是自己听课。和大部分持奖学金来美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一样,我所拿到的全额奖学金的官方名称是TA(Teaching Assistant),是研究生助教。所以在完成自己的研究生学业的同时,还要帮助教授给本科学生的作业和考试打分,答疑,有时也要上课。我教的第一门课是微观经济学的作业课,就是学生在上完教授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课后,来到计算机室完成作业。我负责分配作业,回答问题,同时也决定学生的答案是否合格,不合格不能走。这可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每个学生只需要做相关题目中随机分到的一个或几个题目,而我因为负责答疑和评分,就要事先把所有的题目都做一遍,以确保心中有数。在学生有疑问时,我要做到胸有成足,稍有迟疑,学生会认为我没有做足功课,那我的期末评语就可能受影响。美国大学的费用高昂,学生与学校或多或少是消费者与商家的关系。消费者是商家的上帝,学生就是学校的上帝。我尽管只是TA,研究生助教,也算是师资的一员,也代表着学校的师资质量。每次我看到挂在我的车子上罗格斯(Rutgers)大学颁发的教职员工专用的停车牌,想到我是这个具有200多年历史的高等学府的一员,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因为我的尽职尽责,作业课上得非常顺利,那个期末的教师评语中,我班上的学生对我赞誉有加。在做了一年TA(Teaching Assistant,研究生助教),我的奖学金转成了RA(Research Assistant,研究助理),全时间协助导师做研究,就不用再上课了。虽然轻松了许多,我对带学生上课还有些留恋,因为尽管辛苦些,我在美国的第一份非正式的工作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对我的导师,卡尔·普雷(Carl Prey)教授十分崇敬,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世界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者,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享有盛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一手千里迢迢地将我从中国录取,我的全额奖学金就出自他的研究经费。他人很好,学术造诣极高却又平易近人。与他近距的接触,你决不会想到他居然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尽管已在学术界功成名就,但他仍然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教师,对学生有问必答,不放过任何一个对学生接触学术活动,或者有教育意义的机会。有一次导师应邀到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参加一个就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全球性的论坛。导师当然决不会放弃这样一个让自己的得意门生长见识的机会。作为应邀的发言人之一,他可以带一两个随从一同参加此次论坛,可是他几经周折,居然把我们五个研究生都带进去了。聆听来自世界各国的在各个领域有极高建树的专家学者在联合国的论坛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在学术会议的休息时间,我特意到联合国大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永久席位上拍照留念。

现代经济学十分注重数学方法的运用。近年多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都有极高的数理统计造诣,有些甚至本身就是数学家出身。导师认为我们经济系自己的数理统计水平和课程设计不太适合学生的发展,所以就鼓励我们到数学系或统计系去修课。也许是命中注定,我在统计系选修的第一门课上遇见了我未来的爱人。上这门课时我是每次答疑的时间都没有落下,因为她是我们课上的TA(Teaching Assistant,研究生助教),负责答疑。在选修数理统计的课程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既然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和时间选课,何不直接拿一个数理统计的学位呢?就这样,我开始了系统的选修数理统计的课程。美国的大学是开放的,自由的,只要你有兴趣,什么专业的课都可以修;只要有能力通过资格考试,你就可以拿到你想要的专业的学位。所以,在美国,大学给你提供了学习的环境,至于学什么和怎么学,你是有很大的自由的。

我在毕业时,从罗格斯(Rutgers)大学同时拿到了经济学与数理统计的两个硕士学位。在毕业典礼上,新泽西州州长发表了讲话,同时也给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英文的“毕业典礼”是 Commencement, 本意是“开始”的意思。这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毕业典礼真的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在教育机构比如大学的教室里,接受书本上的知识,以取得学位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只是成功的重要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不可或缺的。在毕业典礼上,拿到学位证书,只是意味着被动地接受教育的“结束”,更重要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毕业典礼宣告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创业的开始。

就在写作这篇文章的同时,美国网络新贵脸谱公司(Facebook)刚刚在纳斯达克高调上市,年仅28岁的CEO及创办人扎克伯格(Zuckerberg)的个人资产一夜之间达到了135亿美元。他与比尔·盖茨一样,是哈佛大学的肆业生。很显然,没有拿到学位,并没有妨碍他们二位的成功。但不可否认的是,哈佛大学给他们提供了发挥创造性的天地,扎克伯格在哈佛期间构思了Facebook的雏形,比尔·盖茨在哈佛期间开发了Microsoft BASIC,也就是MS-DOS基础。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惠氏公司(Wyeth)管理科学部下属的市场研究部门的分析员。当时有两个空缺,面向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共收到了超过一百份申请。最终我能被选中,是部门经理看中了我的经济学与数理统计的两个硕士学位,都是市场研究所需要的,而且具有互补性。高阶数理统计是计量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说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是市场研究所需要的,对很多人来说,很容易理解;高阶数理统计在市场研究中的作用,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然而事实上,市场研究在美国是高阶数理统计的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该领域每年都有很多高阶数理统计论文发表。我们部门的主管就是费城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客座教授,拥有数理统计的博士学位。我们部门的任务之一就是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将公司推广产品的各种渠道(电视、报刊广告等)的效果数量化并计算出来,再和公司在各种推广渠道中的投入相比较,以确定每个推广渠道的实际经济效果。下一步就是分析哪个推广渠道还有提高的潜力或者应该立即终止以减少损失。惠氏公司(Wyeth)是全球位居前十的药品和营养品公司,惠氏奶粉和善存片,就是他们家喻户晓的产品。惠氏公司(Wyeth)每年投入到产品推广的资金高达十几亿美元,所以对每个推广渠道的实际经济效果有一个精确的估算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又和我的教育背景紧密相关,惠氏公司(Wyeth)的经历是我对美国的公司文化的了解的开端,也对我以后的职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是崇尚自由的国度,人口流动性很强,数据显示,平均每个美国人在职业生涯中要换710个工作。我爱人在取得了数理统计博士学位后,收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助理教授职位的邀请信,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一份工作。尽管我很喜欢惠氏公司(Wyeth)的工作,对新泽西也很有感情,但爱人找到了她心仪的工作,而且我也有些向往阳光灿烂的南加利福尼亚,所以我就在圣地亚哥的一家生物制药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样我们就搬家到了南加利福尼亚。

一转眼,我们来到加州已经5年了。我现在是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的系统分析师,爱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任副教授。我们在校园附近买了房子,就算是在南加州安定了下来。

去年是我们来到美国的10周年,我和爱人也简单的庆祝了一下。当年在罗格斯(Rutgers)大学里常在一起的同是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朋友们,现在都散居在美国各地,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内奋斗着。

时常想起大洋彼岸的东北老家,和父母在互联网上视频通话时也常常谈起家乡的人和事。十几年过去了,对家乡我还是记忆犹新。人在美国,我非常关注来自祖国的信息。我为神州系列飞船载人航天任务的圆满成功夜不能寐,也为汶川大地震辗转反侧。我们70后是伴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高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而我又是以身处美国的这一独特视角见证这一过程的。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很多美国的同事都特意过来向我道贺,说这是她看到过的最好的奥运会了,开幕式真是美极了。

几天来,在断断续续的写作中,我把自从我离开东北老家,直到今天人在美国的十几年的人生历程回顾了一遍。匆匆过去的十几年里,这是我第一次静下心来回想自己走过的路。在这十几年中,“变化”是我的主题:我从东北边疆来到天津,从中国来到美国,从美国东岸来到西岸,从少年到中年,等等;可永远不会变的是,我是一个齐齐哈尔人。普通美国人,对中国地理的了解,不外乎就是北京,上海,香港,等等;而每次有人问我从中国的哪里来,我都会把自己当作家乡的非正式代表,而且很快就进入角色,自豪的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丹顶鹤的故乡!

(编辑:liusiyu)